在我看来，司法改革可以在制度和程序上体现程序正义的、在法官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基础上，力所能及地关注民生和人民性。
大敌当前，于是抽调（三个）专案组、（一个）总队、（三个）分局的民警组成专案组（引见一审判词），意欲痛歼。宣读的如是询问笔录，又只能认为是控方工作记录而非当事人提供的书证，是否真实，应经被询者认定。
是故刑诉法在规定作证是公民义务的同时（第48条），明确要求（法官）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47条）。粗读李庄案，得鲜活印象：主持审判的法官，支持公诉的检察官，被告的律师，在李庄参与下，无不做了相当精到的演练。法官予以支持，根据却是：公安民警、医生的证言，在押人员身体检查情况与龚的供述相互吻合，因此应断定不发生刑讯逼供问题。其基本内容印证法大教授王涌博士10年前提出的著名论断：在法律时代，背叛正义所需要的已不再是暴力，而是技巧。一是曲解法律，一是玩弄证据。
律师则正可从中汲取教益，以精湛专业和自强风骨不屈不挠、义无反顾地为律师制度的健康发展竭尽全力。法治时代，这无疑是极其落后的审判制度与组织形式。将和谐作为人权实际上不适当地扩大了政府和社会的义务，令政府承当了其事实上难以承受的不现实的责任，或者说它试图将国家和政府的道义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
很难放弃是因为个人的和谐要求不能导致法律上的直接后果。而和谐不是行为，既不是权利人的行为，也不是权利相对人的行为，和谐不可能构成权利人的权利，也不可能构成权利相对人的义务。[④] 有些人权的实现要求国家不作为，如对个人的财产、个人的某些行为和自由不予干涉，而和谐权显然不是要求政府不作为，而是有所作为——国家实施善政良治、人人被公权力善待。和谐的前提是‘万类霜天竞自由，[13]可见和谐权不仅包括了自由，还包括了平等。
[⑩] 徐显明：《和谐权：第四代人权》，尊重和促进人权与建设和谐世界研讨会（2006年11月）论文集。三、和谐权具备权利的资格要素吗？人权的主体是人，人权是人所享有的权利，是人要求他人、社会、国家作为或不作为以帮助个人实现其权利的要求。
和谐带来的利益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具体利益。和谐权论者认为，人人被公权力善待是和谐权的价值所在，也是和谐权的法律要素。[⑥]这样一种近似乌托邦的描述似乎已经超越了法律意义上的精神追求，更超脱了一般的物质利益，因此它很难是法律上具体的、现实的利益而似乎具有某种虚幻性。[⑤]而和谐作为一种权利如果能够成立，给人带来的利益是什么呢？和谐权意欲将人类带入这样一个境界——在其中，人人沐浴在自由的甘露之中，凭其天性与自由意志充分展示自我，参与人类文明乐章的鸣奏，并能尽享这一和谐乐章的韵律之美。
和谐权如果是指人人被公权力善待，那么它就没有任何新意。[⑩]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已经将和谐权偷换成了和谐义务（对自然的守护义务）。在词语表达上，人权中的许多权利，其名称是动词和权利的组合以表示权利的行为特征，如言论自由、游行示威自由、迁徙自由、通讯自由、劳动权、受教育权、选举权、继承权、结婚权等，在这里，言论、游行示威、迁徙、通讯、劳动、受教育、选举、继承、结婚都是一种行为，权利人通过实施这些行为实现自己的权利。很难行使是因为和谐不是一种行为。
如果和谐权的价值追求是获得个人身心和谐， [⑨]那么它就只是道德概念而不是法律概念。结社自由权如果被行使，权利人就可能成为某个社团的成员，如果放弃，则不可能成为该社团的成员。
不是物，不能占有、使用或处分。人在友好的环境中生存与发展，是和谐权对国家与他人提出的新要求，可见和谐权还包括了环境权、生存权、发展权，……由此推论下去，又有哪一项权利不在和谐权的范围之内呢？和谐之权的提出，是对传统三代人权的整合与升华，[14]既然和谐权是三代人权中所有权利的整合，那么它与人权是否还有区别呢？如果它不是特指某一类人权、某一领域的人权而是泛指所有人权，岂不是完全与人权的外延重合？那么又何必要提出和谐权呢？人权一词已经概括和包含了所有的人权，比和谐权更准确、更恰当、更具包容性。
[⑥] 徐显明：《和谐权：第四代人权》，《人权》2006年第2期。该文对其发表在《人权》2006年第2期的同篇名文章做了补充。徐显明：《和谐权：第四代人权》，《人权》2006年第2期。[11] 徐显明：《和谐权：第四代人权》，《人权》2006年第2期。公平的社会能给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但公平本身不是人权而是一种社会的制度状态。和谐权如果是一种包容性的权利，它所包容的是什么呢？和谐权论强调和谐权包含着自由、正义、秩序、安全等内容，[12]但正义和秩序并不是权利，而自由和安全又不足以支撑起和谐权所能包容的全部内容。
并承认，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和谐作为一个形容词放在权利前面，只能是对权利的一种修饰而不是对权利的定性，由此而构成的和谐权按其词语本身的意义应当解释为和谐的权利或权利的和谐。
和谐如果作为一项权利能够成立，那么和谐应该是指人与人之间或人与国家之间配合得适当，而不是一个人自己与自己配合得适当。和谐可能是政府行为的结果，是行为后可能出现的一种状态，但状态本身不是行为，因此和谐权在权利人与权利相对人之间很难形成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②] 在张文显主编的《法理学》教材中，徐显明教授撰写的权利和义务一章在对权利和义务分类时，介绍了行动权利和接受权利的区别，行动权使主体有资格做某事或以某种方式采取行动，接受权使主体有资格接受某事物或被以某种方式对待。……要把人对自然的索取权利观转化为人对自然的守护义务观。
但不论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作为第一代人权的政治性权利，还是作为第二代人权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其包容性都体现在某一个或某几个人权领域，如政治领域、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等。[⑧]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辞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10页。和谐的前提是超越前见的博爱，[15]这些论述只能说明和谐权已经超出了权利的范畴、超越了法律的界限，而将和谐权抬高到不独是达成一国内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而且也是达成国际间文化与文化、宗教与宗教、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相互和谐的纽带的地位，称和谐权是２１世纪的人类消弭文化冲突，在‘不同中求‘和，又能在‘和中存其‘不同的依靠与凭借，[16]则恐怕是将和谐权与中国文化中的和谐精神、党中央提出的和谐社会混淆了，是在把和谐精神、和谐社会的价值偷换为和谐权的价值，这或许是对和谐社会论的异化而不是强化。二、和谐权具备权利的利益要素吗？社会和谐确实能够给个人带来利益，如一个和谐的社会能够给个人提供安全、安定的社会环境，但并不是所有利益都是权利。
在宇宙，则欲达人类与自然的同韵合律。和谐权论者提出，在人与国家的关系层面上，和谐权对公共权力的要求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
人权的主体是人，和谐的主体不是人而是社会，和谐是一种社会的状态而不是个人的状态，和谐是对社会的形容而不是对人的形容，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和谐社会而不是塑造和谐人。自由乃人的定在，平等乃自由的尺度。
在此背景下，有学者提出和谐权的概念，并将其称之为第四代人权。而和谐一旦成为个人的义务就已经不存在自由选择的意志，而只能履行这种义务了。
和谐作为权利很难行使或放弃，难以产生法律上的直接后果，亦不能启动相应的权利救济。虽然作为个人也有自身的和谐问题，如动与静的和谐、灵与肉的和谐、身与心的和谐、理智与情感的和谐等等，但这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而属于个人修身、修炼的道德或哲学范畴。[③]但法律上的义务性行为（作为或不作为）应当是具体的，可操作的，如政府为个人提供就业机会、对失业人员进行技能培训、拨出教育经费、兴办学校、维护社会治安等，政府实施这些行为是为了实现和达到和谐，但这些行为本身不是和谐。而和谐作为权利，不论权利人行使还是不行使，要求社会和谐还是不要求社会和谐，都不太可能给社会带来直接的（而不是间接的）影响，行使了不会给行使者带来直接的利益，不行使也不会带来直接的损害。
而和谐不可能是人与身俱来的状态，相反是人需要修炼以后才能达到、甚至修炼以后也未必能达到的境界。和谐与社会秩序、公平机制、生态环境一样都是人权追求的结果而不是人权本身。
[15] 徐显明：《和谐权：第四代人权》，《人权》2006年第2期。至于说悲悯乃人的天性，宽容乃悲悯的灵魂。
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1页。和谐权如果包容了一切权利的特征，那它便与人权的外延重合而成为多余。